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是，由于立法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导致有些公安机关将教育和处罚的关系单一化处理，更为强调处罚的报应、威慑作用，而忽略了柔性执法方式的应用，从而偏离了立法目的，违背了比例原则的要求。（4）引入了注重教育作用的程序性法律制度。
应当正确把握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功能定位，厘清教育和处罚两种手段的关系及各自优势短板，更为重视教育的作用，直面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执法困境，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合理的立法完善，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其一，教育作为一种确保治安管理实效性的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12]。且治安管理处罚的实施也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偏向立法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其他子目的虽然重要，但在该法中处于相对辅助的地位且主要是通过其他立法实现的，如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主要由刑法、民法或其他专门立法来实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这两个子目的也可以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所吸收。[9]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
（一）调整治安管理处罚及执行的设定 从整体上看，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着行政拘留的设定过多和惩罚强度较高，以及罚款及其执行的设定与教育目的不匹配等问题，应当合理调整治安管理处罚及执行的设定，以更加突出教育的作用。行政拘留作为一种最严厉的行政处罚，主要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且警告、罚款等难以达到惩罚目的的情形，对行政拘留的设定应保持谨慎的态度。保全规则排除说认为保全规则不属于法院可以运用的合宪性解释，而保全规则独立说和保全规则合并说则认同保全规则可以被法院所使用。
但是，运用不同合宪性解释规则裁判的案件，宪法充当裁判依据的权重不同。在以合宪性解释形式援引宪法的司法裁判中，宪法实质上发挥裁判依据功能，将其和法律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具有合理性。而保全规则却与之相反，恰恰选择排除违宪嫌疑的解释。但是，在合宪性审查权力配置问题上，由原来主张法院的强合宪性审查权转变为对法院合宪性审查权的彻底否定，又有一些矫枉过正。
（三）合宪性解释：法院合宪性审查的权力边界 在坚持法院享有合宪性审查权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法院的合宪性审查权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并非没有差异，更非漫无边际。合宪性解释的裁判功能体现为对裁判结果的间接控制，遵循从规范控制到结果控制的一般逻辑。
宪法对司法裁判依据不予规定反而更加符合司法的本质。立法既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还涉及诸多经济、社会等政策问题，司法权过度干预立法权不仅违背宪法确认的民主原则，而且超出司法本身的专业化能力范围。此外，从第131条后半段的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规定看，该条意在解决法院与其他组织、个人的关系。其次，合宪性解释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一种方式，具有域外法的参考。
相比以法就宪的合宪性解释，以宪就法的合宪性解释应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在合宪解释的框架中，宪法规范不仅停留在作为一种‘审查性规范，同时也作为确立简单法律内容的‘事实性规范而存在。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常态性，宪法需要在变动不拘的社会变迁中作出相应调适。第131条前半段规定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可以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一是指称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
[27]法院的合宪性解释中蕴含着合宪性审查，是法院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体现。作为单纯解释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其强调宪法的法律位阶相较于法律的优位及对法律解释的直接影响，因而又被称为依宪法及阶位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阶位较低的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方法。
以宪法和法律宪法、法律形式并用出现的情况共有16处，其余均为法律单独使用。这一环节对整个裁判过程意义重大，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或者对适用的同一法律规范选择不同的解释，会影响和控制着裁判结果。
在小前提确定及涵摄过程中，目光流转于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所指向的规范是法律规范而非宪法规范，将案件事实涵摄于规范构成要件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非宪法规范的构成要件。[42]马岭：《对我国违宪审查热的反思》，《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第15页。在具体方法上，以宪就法的合宪性解释是以法就宪合宪性解释的逆向操作第二阶段是一个典型的法律适用过程，遵循法律适用的三段论逻辑。这一环节对整个裁判过程意义重大，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或者对适用的同一法律规范选择不同的解释，会影响和控制着裁判结果。相较于单纯解释规则合宪性控制的直接性，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的合宪性控制则呈现出间接迂回的特征。
因此，从合宪性解释的规范控制功能便自然延伸到裁判功能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不仅受理了吕特的请求，而且主要以民事法院对民法善良风俗条款的解释没有顾及基本权利的意义、未兼顾基本权利的特殊内涵为由，推翻了民事法院的判决。
从解释方法看，联邦宪法法院主张民法善良风俗条款的解释应当遵循宪法言论自由的客观价值、兼顾宪法言论自由的辐射效力，其解释方法属于单纯解释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司法裁判过程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
但是，对于涉及合宪性解释的案件，这一规则并不完全适用。就完善路径而言，法院提请合宪性审查，既可以通过制定合宪性审查程序法予以规范，也可以在《立法法》既有规范基础上完善，还可以在《人民法院组织法》或者三大诉讼法中加以体现。
正是通过双重法律适用过程，合宪性解释实现其对裁判结果的间接控制。本案中，民事法院以吕特公开号召德国民众抵制《不死的情人》电影的行为违反民法善良风俗条款为由，判决其败诉。我国学界之所以忽略法院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属性，很大程度上与学界对合宪性审查的狭隘理解有关。合宪性解释对法律规范直接或者间接合宪性控制并非随意为之，其方式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被解释规范的差异。
本案中，法院未援引《宪法》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而援引人身自由条款作为解释依据尚待商榷，但法官在法律解释过程中通过援引宪法排除违宪疑虑的解释思路和做法是非常清晰的。适用法律是一个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依照不宜用来表征法官适用法律活动。
[14]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因而，需要设置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衔接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
在运用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裁判的案件中，由于被解释的对象的规范内涵相对确定，宪法条款的规范内涵注入相对较少，宪法充当裁判依据的权重也较小。[27]〔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6页。
合宪性审查的权能主要包括合宪认定、违宪认定和违宪宣告。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87页。[9]而保全规则合并说和保全规则独立说坚持将保全规则纳入合宪性解释，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院的合宪性审查权。合宪性审查无疑是保证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
姚国建：《另辟蹊径还是舍本逐末？——也论合宪性解释对宪法实施的意义》，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这是当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
但是，运用不同合宪性解释规则裁判的案件，宪法充当裁判依据的权重不同。第一，它掩盖了合宪性解释中宪法实质上充当裁判依据的事实。
文义解释是探寻意义的出发点，同时也划定其解释活动的界限。[41]叶海波：《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法治分析》，《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56页。
